2011年08月23日
记叙性小说:那一条街
·常和
那是一条不足五百米长的小街。追溯其源,始于潘美受宋太宗之令重建晋阳城时。也许当时潘美手中的笔那么一挥,便辟出了这么一条背街。小街久远,按说千年古巷,市井之中,应当出现过诸如《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郑关西或许是杨志卖刀怒杀无赖之类的故事和轶事,可是这里没有这样的传闻!当然,如果在此孕育过像华国峰这样的伟人,或者像朱洪武那样的流氓皇帝,那也可以名震华夏,世代传扬!可惜,这里并非龙脉圣地,也从无此种记载。确切地讲,这里只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街,像一条混浊的小河,历经了千年风雨。日换星移,岁月更迭,闫锡山被赶到台湾后,这里暴风骤雨似地发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如同那湾浊水清沏后显变成了鲜红的鲜色。我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和弟弟随奶奶住进这条街十一号院是一九五一年早春时节。那时,我顽童一个,懵懂未开,有一天同孩子们正玩,忽听有人呼喊‘街上枪毙人啦’,我便随大孩子们像兔子一样奔出了院门。街上开来了十几辆汽车,汽车两旁站着荷枪的兵,刺刀乌亮乌亮的。有人说:那是老八路。又有人说:不!现在叫解放军。哦!解放军。它让我突然想起两年前,在老家时见过的兵。前一天过得是二战区的兵,一个个无精打彩,瘦似干猴。大人们说:他们是吸料子吸成那样的。看来“料子”很坏,不然昨会把人搞成人鬼不像,刮一阵大风能把他们刮飞了。第三天又过兵,过得是八路兵。好威风,有老有少,一个个像大老虎那样精神。走路都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十几匹大马拉着炮,那炮好大。还有人扛着那么大的机关枪。我心想:如果像我们小孩子打架,一个八路最少能打倒俩三个二战区的兵。果不如然,你看,八路军把二战区打跑了!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枪毙什么人?对面街头站着的是火柴厂的一大群工人,他们举着小旗,旗上写着什么字,我不认识,只听他们在高呼:“镇压反革命!”“共产党万岁!”……哦!汽车上押着的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坏人吧?不然怎么会让枪毙了呢!你看,一个个耷拉着头,臂梆的身后还插着亡命牌。再看他们的衣着穿戴,就不是正派人。哦,另一辆汽车上还押着个女人,她穿红戴绿,一头卷卷头发。人们指着说:那是妓院里的老鸨子,坏透了,害了多少民间闺女。再看,那是咱们这一带的恶霸叫西霸天……看,还有那开烟土馆的老狼头肖老板!都该枪毙,都该枪毙!人们又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那一段日子,我跟伙伴们游荡街头,随处可见的是枪毙人的布告。只要在人名上面划个红杠,打个红叉,就是要枪毙的人啦。不过听说还要枪毙几个一贯道头头。一贯道我知道,看小人书时,上面画着两个孩子用萝筛在面粉上写字,说是欺骗人,祸害人的思想,也做了不少坏事。到底什么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也有很清楚的事,那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自打搬到这条街住,火柴厂大喇叭里便天天在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倒美国野心狼。街里四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报纸栏里还挂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漫画。漫画很好看,画着中朝两个军人手握刀枪,将一只头戴美国大礼帽拖着大尾巴的恶狼打倒在地。那阵子喇叭里还响着捐飞机,捐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广播声。据大人们讲,一个晋剧名演员捐了一架飞机,另一个演员捐了一门大炮。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街道办事处的人,要奶奶也捐枪捐炮,奶奶捐了一万元。那时一万元的票子就相当后来的一元钱。街道办的人嫌少,奶奶说:我们祖孙三人,一个月才二十万,都捐了不活了。他们走了。
上学啦,我穿梭于学校和小街时,有一天早晨,火柴厂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了一阵奇奇怪怪的声音。这声音反反复复地响着,大人们告诉我这是哀乐。随后大喇叭里宣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伟大的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患脑溢血逝世了。为此,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电影院停演,戏剧院关门。这一天,没有上课,老师们跟其它单位的大人们系着黑布,走上街头去大游行了。我在想:怪不得叫苏联老大哥,原来他们的领袖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街面上卖得花格布,还有那匈牙利自行车,听说都是他援助我们的。这样的好人去世了,真可惜!你看,这两年小街的变化多大,原来高低不平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平坦坦的跑起来再也不会摔跤。再看,街两旁还安了自来水管,叔叔大娘们吃水方便多了。不过是要买水票的。还有一次,跟大孩子们到西门外爬树打鸟,听见一个赶胶皮大车的农民伯伯高兴地唱:三头黄牛,一呀门一匹马。往年啊,怎么样?今年我大轱辘车呀,转呀,转呀,转到了我的家……叭!一声鞭响,乐呀们乐哈哈!不过,这歌声唱了没多久便无声响了。听说是搞了互相组,又搞了合作化,把他们的财产都归集体所有了。我们小街上今年也起了锣鼓鞭炮响,说是公私合营走集体化道路,两家店铺和那个小纱厂门前热闹非凡。资本家跟共产党干部握手言欢,工人代表和店员代表讲话,像是庆贺节日一样。不过,我看那资本家的笑脸很不自然,像是含着眼泪要哭。
我该上三年级了。有一天我的同学,隔壁小院的薄二旦见我,哭肿着眼跟我说:‘我爸被抓走了。’‘什么,抓走了?’‘是的,抓去劳改了……’我知道,他爸原来是二战区军队的一个小连长,五零年解放该城时,他爸投诚了。解放后,他爸无一技之长,徒有一身力气,便拉起了平板车,以此养家。我不解地问:‘十三号院那群官太太的男人为啥不去劳改?’‘人家那是起义军官,我爸是投降的,不一样!’‘那,谁让你爸不起义呢?’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对他们家的生活担忧起来。我们学校一旁深深的胡同里就是个劳改监狱。每天上下学总能看到一大群劳改犯人低着头,穿着劳改服使劲地干活,有时是装运煤炭,有时是扛麻包。一个个面色苍白,眼神惊惶。而那监管人员面无表情,眼睛直视,看一眼就让我两腿发软。我有时想,也许某一天我会看到薄二旦那闫匪官的爸爸。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也没能如愿以偿。后来听说这个监狱搬走了,搬到了那里,我一个小孩那能知晓!让我费解的还有小街上的基督教堂不知什么时候关门闭馆了,修女和牧师也都不见了。那个牧师很和善,每次做礼拜我们小孩子们见他站门前总爱跟他嬉闹。他们到了那里,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这里不久便又开门了,说是在搞献宝展览。那时,看展览也不用买门票,随便进,随便出。我好奇地进去一看,惊呆了眼。不大的个教堂里已没了板凳坐椅,摆着四五排长条桌,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珍宝玉器。闪亮亮的金条金砖码放一片,沉甸甸的,我想会不会把那桌子腿给压弯呢!展厅很简陋,也没见公安人员在巡视。那时那有人敢想着去偷去抢。让我惊愕的是一具能动的乌金火车头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说是从孔祥熙的老家太谷县一个大老财家里搜出来的。“搜?!不是说献宝嘛!”回了家里,我注意了一下,奶奶手指上戴着个金戒指看不见了。不知她脱下来藏到了那里。那个时期,个人是不允许保存金子的,金子必须上缴国家。
到了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路过读报栏,我又下意识地住脚观看。尽管识得字还不是很多,但是报纸上的内容大致可以看懂了。说是给共产党提意见,大鸣大放。我记不得给共产党提了些什么意见。隔了一段时期,不大鸣大放了,报纸上大篇文章讲得是反右斗争,揪出了大右派罗隆基,章伯钧,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右派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学校的历史老师被打成右派,见了人低着头,再没一句话。打扫院子,清理厕所的事归他一人。扫卫生的王爷爷回家了。
我读得是五年制小学,五八年暑期便被保送上了初中,而我的同学薄二旦却辍学了。他爸爸劳改结束,再拉平板车时已力不从心,他便辍学,像只小驴挂了条绳索陪爸爸一齐拉车了。我不知为什么,也许只是为伙伴的友谊帮他拉了一次车。仅那一次,我便再无兴趣了。因为这跟平时陪大人拉车煤,弄车土大不一样。纯粹是两条腿的牲口在使力!
上了初一,进了校门,就赶上‘高举三面红旗’迈进了社会主义,都吃大锅饭。跑校的学生每月缴二十八斤粮票五元钱,随便吃。这时已实行了供应制,全国上下都在吃供应粮,人民币早已从万元币改换成一元币。说是可以放开肚子随便吃,可是那一桶没有多少米面的瓜菜汤,放开肚子也吃不了多少。同学们捞稠的吃,稀汤带菜便倒掉了。就这样,下午四点便都饿得肚子咕咕叫。因为浪费严重,师生又反映吃不饱,也许大食堂本来就搞不下去了,半年后又恢复了份饭制。一张饭票一份饭,吃饱吃不饱只有自己和天知道。大战钢铁开始了,高年级的学生背着行李去西山炼钢炼铁去了。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也要炼钢铁。物理崔老师是学校指派的炼钢总指挥,老师学生都得听他调派。他也不知从那学来的炼钢技术,让我们在大操场上用红砖和耐火砖垒了个十平米大小的圆体,安上了电机吹风机。事隔一天,请来了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和记者。下午四点,准备就诸。书记开始讲话,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我校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大战钢铁,大跃进。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这个总任务,也开始了小高炉炼钢。他讲完,崔老师喊一声:我校小高炉炼钢现在开始。这时准备好的废铜烂铁、砸碎的焦炭、石灰石以及从校办工厂弄来的铁屑,一鼓脑儿住那圆椎体里堆放。那几个插了白旗的老师特别卖力,可是我觉得他们几个的课讲得最好,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只专不红让插了白旗。圆柱体堆满之后,师生们又用耐火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抹成了个大坟墓似的东西。然后崔老师喊了一声:“点火!”小高炉的炼钢便开始了。也不知炼了几天,有一天下午有人喊:炼钢成功了。我们又被集中到那墓圪堆一样的小高炉旁。广播电台的人员又来了,打开了录音机。这时崔老师喊一声:“学校炼的第一炉钢已经成功。”拨开耐火土,露出来一堆黑不糊糊的东西,往秤上过了几次,崔老师又喊:“我校第一炉小高炉钢共计五十吨。”我的妈呀!五十吨,一火车皮呐。这有五十吨吗?又听有人喊:“不是五十吨,共计一百吨!”接着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那天下学后回家,见奶奶一脸不高兴。再看,大扣箱上的铜扣不见了,还有口大点儿的铁锅也不见了。奶奶说:街道办还要拿烧水的铁壶,被我夺过来了。我能说什么呢?现在家家户户都这样,全国上下都在大炼钢铁,大跃进嘛!有谁敢有一句怨言呢!再说‘放卫星’。每天班上送来报纸,我都是最先抢着看。围观的同学们天天都会惊呼:“看,河南一亩地高产小麦一万斤。”第二天“山东的卫星更高,一亩小麦三万斤。”再看,“安徽的一个大南瓜重三百斤。”……加之漫画家的手笔,今天拖拉机上只拉着一只沉甸甸的玉米捧。昨天的漫画是:一株稻穗用两人扛。卫星是越放越高,产量是越来越大。这样的报道又有谁去怀疑:纯粹是吐唾沫打飞机--吹牛呢?!我是没有怀疑过。那一天秋未我陪奶奶去买供应粮,买了点小米和面粉,我还抱了个大红薯。红薯顶口粮,二斤顶一斤粮。那个红薯真大,看着就是个大南瓜。我真纳闷,红薯怎么会长这么大。售粮的服务员啧啧着嘴讲,今年是个大丰年,十年也遇不上这么一年。喜悦之心并没延续多久,来年春天便起了大变。人们只顾大战钢铁,成熟的庄稼都烂到地里没人去收割,我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大饥荒时期——六零年困难时期到来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闹翻。赫鲁晓夫撤走了苏联专家,断了给中国的援助。除了偿还苏联的债务,中国仅有的一点儿钱又搞了原子弹。中国遍地饿殍时,还伸出援手,向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慷慨解囊。从六零年开始,我们祖孙三人便变成了每天八两粮。每天用小秤秤出一天的口粮分三份吃,谁也不敢多吃一两,不然便接不到下月购粮时。没有副食,那有肉吃!正房金花妈死了,生孩子难产过世了。她爸浮肿着小腿一安一个坑。我在想,金花姐她爸再死了,她跟小妹可怎么活?没几天邻院报来死讯,陈老大爷饿死了。又几天十三号院也传来死讯。总之,那段日子,小街上是不停地传来死讯,不停地有丧葬队伍在穿行。仅仅几年,许多熟悉的面孔都消失了。为了活下去,我跟弟弟常常去郊外摘野菜,冬天去地里捡白菜邦叶和挖菜根回来煮着吃。再开春时,这些东西也没有了,就吃玉米捧用碱腐蚀后沉淀的淀粉混着玉米面蒸窝头吃。我很羡慕薄二旦,他跟他爸都属重劳力,每月四十五斤粮,不用挖野菜,不用去吃糠,偶尔间还偷偷从裤兜里抓一把炒黄豆给我吃。那时吃把黄豆真是比吃人参果还要香。有一次,我趁工地上养驴的人赶车出去,从粪草地上捡了一上午,才捡了半茶碗黑豆。回来跟奶奶用盐水煮着吃,也解决了一天肚子饿。总而言之,谢天谢地,我们祖孙三人总算命大熬过来了。到一九六三年,我上高中时,中国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有东西吃了。高兴之余,谁料,开始了四清运动。小街上用大排笔刷写着‘向资本主义开火’‘走社会主义道路’‘四清运动好’等标语口号。奶奶常被传去街道办开会、学习。听工作组讲:运动是整干部,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让他们交待问题洗澡下楼。隔一段日子又学习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桃园经验。我正闷头苦读时,也没闲心去多问小街的事情。是奶奶回来常唠叨:说是街道办主任困难时期去自由市场买过几次土豆,去饭店吃了几次饭没付粮票,检查了几次,一把鼻涕一把泪也下不了楼,后来说是降职了。书记是因为相好了一个寡妇,作风严重败坏,被开除党籍了。这一时期相对平静,但是政治学习却紧锣密鼓。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解放军报的社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掀起了学习毛著的高潮;既学焦裕禄,又学麦贤德,沈阳军区学毛著的模范廖承志更是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大院里还成立了学毛著学习班。南房徐大娘是街道办积极分子,她担任组长,每天召集全院家属政治学习。奶奶七十多岁了,耳聋,听进去了没有,不知。但是政治觉悟大有提高,跟我讲:“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旧社会地主老财坏透了,现在还想变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些教育我都清楚。我们学生除了上课,每天下午都有一小时的政治学习。我听进去的,比奶奶多得多。我也向团组织递交了申请,积极要求进步,希望尽早接受团组织的帮助和考验。果然,我是以一名共青团员的身份考入大学的。一入校便委任为班团支部委员,我的身份便由单一的学生生活掺进去了政治工作。结合四清运动,系里要求我们把班里的同学分为积极、中间、落后三类呈报系党总支。事情有时变得很突然。还没有对那些‘后进’学生做出什么处理时,工作队接到通知要撤离学校,临走还向师生做了沉痛的检查,说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压制了师生革命的积极性……四清工作队走后,事态发展的更出人意料。从批海端罢官到批三家村四家店,到毛主席写出了他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便正式开始了;阶级斗争的大暴发也随之正式启动了。我和那些积极靠近党组织的同学们也成立了红卫兵,也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大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是,被对立面的同学们冠之予保皇派,最终败下阵来。奶奶病了,病得很利害。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我便跟弟弟回来陪视奶奶。小街上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早已不复存在。眼前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到处是张贴着的大字报。火柴厂早已搬走,旧址现在是‘市地质局’,里面不时传出呐喊声。他们在揪斗党委书记和总工程师。毫无疑问,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接着,街道办的造反派也召开了批斗会。他们联合了几个街区的组织在我们小街上批斗了西城区区长和区委书记。台上陪斗的是各街道办原领导,台下陪斗的是各街道上的牛鬼蛇神们。薄二旦他爸他妈都被挂着大木牌立在台下。那木牌太重了,他们抬不起头来,既便想伸直腰舒展一下腰脊,还没直起身来,又被按了下去。批判中连着的是踢打和掌脸声,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我们院校。也许是司空见惯,我对此失去了兴趣。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也不知搞了多少次,有一天传来消息,二旦他妈服毒自杀了。没有眼泪,没有悲号,传来的是“打倒反革命狗婆娘!”“狗婆娘死得活该,死得应该,死得人心大快!”为首大喊的是徐大娘。她最看不惯的是二旦他妈那双小脚。他妈比奶奶小二十岁,我很奇怪,怎么跟奶奶的脚一个模样?!二旦见了我耷拉着头,没一句话,面色苍白,还显得那么苍老。我没去安慰他,因为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一个革命者的后代怎能与一个反革命狗崽子去搞阶级调和呢?我必须跟他划清界线!
奶奶去世了,这一天我跟弟弟分别接到了毕业分配的通知单。他大专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我呢,要去西北大山深处的一家工厂去工作。
奶奶走了,我们想念奶奶。是奶奶辅育了我们,她给予我们的是比母亲还要伟大的爱。
我和弟弟天隔一方,很少能见面。三十年后当我拖着老迈的双腿寻访故里时,这里已面目全非。小街上再也看不到旧时的一点痕迹,两旁都是一栋栋的住宅楼。我试图从这排列成行的楼宇中寻找十一号院的踪迹,但是已无踪影可寻。见了几位老者,也非旧时故人。我徘徊在新修的故道上,满腹感慨。多么渴望能见到薄二旦,仅仅只是一面也罢。为什么?是懊悔,内疚,还是怀旧。我也不知!
常和2011年7月18日西湖宅
注:此文为记叙性小说